2021年1月23日下午，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于线上召开，主题为“需求侧管理与新发展格局”，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马涛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十三五”期间，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历史坐标、基本廓清了产业经济供给体系基本思路和阶段任务。如何进一步将需求有效纳入中国当前增长体系和发展阶段内，廓清需求管理的战略框架和内需体系，应该是“十四五”期间宏观治理的关键。

一、新时期高质量发展与需求侧管理两个认识

第一，外需一直是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生产中心的主导力量，当前应特别关注适应高质量外需并防范工业内需水平降级。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财税、金融、投资、国资等制度安排，做好了全面接入全球经济的准备。加入WTO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实现了二十年中高速增长，确立了在全球产业链以及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在国际需求引导下，我国生产供给体系逐步完善、规模和份额不断扩大，在全球初步形成了两个生产体系。一个是供给发达经济体和个别发展中经济体中高质量需求的生产体系，另一个是围绕中国形成的中低质量全球生产体系。这两个生产体系对我国内需需求结构的叠加和带动是有较大差异，这个格局中短期内也很难发生变化。“十四五”及中长期内，还应该是要适应这个分工格局。我国在相对短期内成了全球工业产能最大国家的同时，工业基础薄弱、阻断产业升级“卡脖子”技术等刚性约束也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克服。与此同时，全球高水平工业质量体系动态发展并未止步。全球保守等阻断因素的叠加，会导致我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分工深化程度、协作范围及产品多样性受限。进一步加剧其刚性传导，有可能会在产业供给上出现个别或部分产业降级风险。

第二，关注“十四五”期间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变量的变化。首先，生态影响持续改善，但资源约束更加趋紧，气候变化影响更加刚性。我国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和2030年“碳达峰”目标，这一刚性约束传导尚未实质性体现，但会在“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逐步增强。其次，未来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对全球供给的拉动作用仍然会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继续巩固。利用好外需诱致内需总量增长和结构高水平变化的作用关系，培育内需提高满足国内中高质量需求的程度。最后，在外需和内需作用过程中，还需要注意避免消费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对产业供给效率改善产生的不利影响。

二、融入全球需求中长期变化，诱致调整国内需求体系

第一，锚定全球需求中长期变化，接续融入全球贸易新体系。加入WTO二十年来，全球高水平需求市场在不断进化扩展，体现为贸易规则的标准不断提高与贸易品质高水平的持续提升。譬如发达经济体进口贸易强调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在TPP、RCEP条款内，原产地贸易加工规则对我国中低工业质量的生产体系也有冲击。贸易产品的设计含量、R&D含量、技术密度、绿色含量和可持续责任都更高了。数字贸易、跨境电商贸易、绿色贸易、信息贸易以及人力资本贸易都在增长。当前生产供锚定这些高标准贸易规则和高品质产品服务变化，换言之，就是跟近二十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贸易和产品上的新进步、新变化再接轨、再融入。从对美日欧外需的贸易变化看，对日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对美欧顺差也在持续收窄，短期内贯通外需也首先需要考虑将之作为切入点。

第二，中国收入增长相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所带来的需求释放效应差距大。二十余年来，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于收入改善。发达经济体处于中高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带来的全球消费释放慢于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与收入改善大体一致，但是收入和国际需求的边际潜力较小。国内需求份额在全球总量占比持续提升，而美国总需求份额的变动在一定的波动区间范围内，短周期内变化较小。从中国内部行业结构来看，金融、房地产与制造业部门收入与增长结构过于失衡，相当程度上挤压了制造业高质量需求。2020年金融行业利润可能处于近几年中最高水平，而制造业利润水平堪忧，是我国诸多结构失衡中最紧迫的。

需要考虑以上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这几个认识与事实。